1823年的一个清晨,潮州府澄海县的月浦乡,海风微咸。
18岁的少年佘有进,即将去国离乡。身后,是贫瘠的土地和日渐衰败的家道;眼前,是茫茫无际的南海,以及那艘即将启航、船头涂着朱砂的红头船。
他不知道,这一去,便是万里惊涛。他更不知道,自己这一叶孤舟,日后竟会搅动整个南洋的经济风云,成为后世无数潮汕人效仿的传奇。
向海而生,向死而生。
在那个年代,潮汕地狭人稠。为了活命,无数像佘有进这样的潮汕人,被迫告别故土。他们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万贯的家财,唯一的资本,就是骨子里那股“敢为天下先”的狠劲,以及面对惊涛骇浪时绝不低头的韧劲。
初抵新加坡的佘有进,和所有“过番”的潮汕人一样,举目无亲。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做苦力,而是凭借自幼苦读的文化底子,在一家商行谋得了一份司账的差事。
这是潮汕人的智慧。在蛮荒的南洋,知识是稀缺品,诚信是硬通货。
佘有进敏锐地嗅到了殖民经济下的商机。当旁人还在为温饱奔波时,他已大胆投身胡椒与甘密的种植。九英里的荒地,在他的耕耘下变成了黄金园。他不仅掌控了种植与加工,更打通了航运的命脉,硬生生从一个异乡客,熬成了掌控东南亚香料产业链的“甘密王”。
但佘有进的故事,远不止于财富。
在异国他乡,他深知“独木难支,众木成林”的道理。面对排挤与打压,他创办义安公司,凝聚潮人力量;他捐建学校与医院,守护乡音。他用行动表明,潮汕商帮的崛起,靠的不仅是精明的算计,更是那份刻在骨血里的团结与担当。
从红头船上的孤勇少年,到新加坡的商界巨擘,佘有进用一生诠释了潮汕商帮的底色:他们起于微末,发于惊涛。他们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却从未忘记回家的路。他们的历史,是一部用血汗书写的奋斗史,更是一部关于勇气、诚信与故园的宏大史诗。
摊开地图,潮汕地区是祖国东南沿海一个狭小的带子,自古称为“省尾国角”,边缘得不能再边缘。这么一个小角落,走出去的商人群体却声名极盛,财大气粗。
在潮商最鼎盛的时期,香港股市40%的市值为潮汕人所有。东南亚、欧美各地华人首富,几乎全是潮汕人。在泰国,祖籍潮汕的人口估计达七八百万,掌控该国的主要经济命脉……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是潮汕人?

▲潮汕商帮一般指原潮州府所辖九县(海阳、揭阳、潮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丰顺)的商人群体。现为汕头、潮州、揭阳3市及划归梅州的丰顺、大埔等。图源:网络

澄海人林道乾是个传奇人物。他的生卒年不详,大抵活跃在明嘉靖后期,公元1550年以后。
明朝中叶厉行海禁,片板不准入海。对于赖海为生的潮商而言,就是绝了生路。
要活,就得跟朝廷对着干。
整个明朝,潮州府辖下各县出了许多亦盗亦商的人物。他们拥有私人武装,甚至佯装成倭寇,照样做着通番生意。

▲《倭寇图鉴》(局部)。图源:网络
林道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少时务农,曾任潮州府小吏,因不满禁海政策,索性辞了职,专营大米贸易,往返暹罗。相传他与暹罗王歃血为盟,情义深笃。后被朝廷掳获,诬良为盗。
林道乾一怒之下,干脆做了海盗,存心跟朝廷对着干。他以重金招募船员,一人给银一两,自己出任舶主,统率白艚船100余艘,船员数千人,组成庞大船队出洋贸易,横行海上三十年。
他以武力反抗官军的追捕,以武力保护自己的走私贸易,不接受官府的管束,甚至“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
后来,他又主动接受朝廷招安,帮助地方官军平定叛民。然后自恃有功,大建宫室苑囿,出入、穿着都跟王侯公卿看齐。
他的威名甚至惊动了张居正。张居正去信广东巡抚熊桴,要他注意约束林道乾,如其不受管束,就加个贼名除掉而后快。

▲张居正画像。图源:网络
林道乾知道官场中人始终容不下他,于是率众再次出走异国,移民暹罗南部之北大年港,受到北大年王的热情礼遇。北大年王把自己的部分封地划给林道乾。
林道乾感慨不已,仰天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于是下令放下武器,所属人等,改盗为民,自号“客长”。
林道乾死后,泰国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把北大年港改名为“道乾港”。
他的独立自主精神得到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的赞扬。李贽在《焚书》中称赞林道乾“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气过人,胆气压于群类”。
当其时,潮州大商人多属于这类人——亦盗亦商。长期的海寇商人活动,使海寇商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浸淫后世,成为潮商的一种重要精神特征。
后来的潮商,身上表现出来的开拓与冒险精神,以及不像晋商、徽商那么贴紧官府,都可以从林道乾身上找到原因。

大约在林道乾活跃的时代,潮州商帮已经形成。
土狭民稠,基本是中国各大商帮形成的地理因素。潮汕人向海外与内地经商的传统,与当地山多耕地少,且耕地较为贫瘠有关。整个潮汕地区面积仅1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1千多万,土地有限而人口日增,又加以风灾、水灾频繁,迫使潮汕人向外谋发展。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等级有别。但凡有点出路,种地也好,不会去经商。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但仍远远不如读书做官出路好。可以说,首富都是被逼出来的。
在清代的国内市场上,潮商已可媲美徽商和晋商。他们多年从事的季节性海运贸易,使潮州货享誉大江南北,其中三种土产最出名:潮白(蔗汁熬成的白糖),潮蓝(扬州染房使用的蓝色染料),以及潮烟(用泽兰子拌制而成专供吸水烟之用的皮丝烟)。近代以前,这些潮州货都是名优产品。
嘉庆《澄海县志》记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来一往,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一年之中,两次季风,北上南下,一来一往,就赚了大钱。这种不事生产、低买高卖的贸易风格,堪称潮商发家的看家本领。
旧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基本被潮人垄断,所以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同业公会既是同乡团体,又是同业团体。其中一部分潮商后来转为进出口业。
潮商另一个较集中的行业是典押业。1930年代,上海的典押业中“十之八九为潮州帮”。时任上海潮州会馆董事郭富生之子郭启东说,上海全市约有800家押质铺,翁姓潮州人开的就占300家,其中最多的一个姓翁的潮州人开了21家。
在潮州帮的极盛时代,上海银钱业中,潮州人已经不输宁(波)绍(兴)帮,几乎操有金融界一半势力。
潮州烟土商在晚清民初也一度垄断了上海的鸦片生意,诞生了一批潮州富商。杜月笙发迹前,想进入鸦片买卖行业,跟潮州烟土行老板很亲近。潮州大烟土商陈玉亭50岁生日,杜月笙还上门拜寿。

▲杜月笙。图源:网络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感慨“潮人善经商”,其他地方人尤不可及的是,潮人的商业冒险精神。一旦认定了有利可图,就倾家投入,赌赢了立马成富商巨贾。

潮商很长时间内信奉闷声发大财。明清以来,低调是潮商的共识。所以,以前人们说起商帮,总是言必称徽商、晋商,很少念叨潮商。
潮商的发家路径与徽商、晋商截然不同。从林道乾时代的海商集团开始,他们就与官府朝廷保持距离,甚至不惜以对抗的姿态游走在灰色地带,求取财富。
徽商、晋商则以红顶商人、御用商人闻名,全身心拥抱权力,利用权力为其商业经营谋取利益。可以说,这两个商帮的繁盛都是权力的结晶。他们发家的盐、茶专卖均由国家垄断,因而必须维持与官府朝廷的特殊关系,把生意做成了“官商经济”。
晋商创办的票号——中国最早的银行,一度使其有能力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大半壁江山。然而,票号的大客户无一不是清政府,为清军饷银的解运和垫款汇兑提供服务。
当清政府走到尽头,依附其上的徽晋二商帮亦随之没落。这就是过度依赖权力经商的风险。

▲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徽商的典型代表。图源:网络
这些风险,潮商天然具有免疫力。
辛亥革命后,汕头和平光复。革命军首领张醁村被广东当局委任为第四军司令,统领潮汕地区。潮汕绅商并不接受这名客籍首领,认为他不能代表潮商的利益,也没能力整合地方军民。
于是,潮汕商人公然抗命,采取自保行动扶植代表自己利益的军队。汕头商人率先联合香港潮商呈请广东都督陈炯明撤换张醁村,由陈宏萼另组正式军队。
陈宏萼为澄海人,符合潮商自治的利益诉求。
陈炯明同意潮商诉求,抗命成功了。

▲陈炯明。图源:网络
1912年3月,惠军统领林激真悍然率部来汕,陈宏萼军队败逃。林军随后一番抢掠,商人损失惨重。当地绅商再次请援旅外潮商群体。各地潮商会馆、公所于是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黄兴等,向陈炯明施压,要其出兵平乱。
此时,陈炯明部虽正与民军王和顺部在广州打得如火如荼,但面对海内外潮商团体的共同呼吁,对潮汕危局不得不予以重视,调派吴祥达率部莅汕驱赶林激真。
潮商善于与官方博弈,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距离感,使得潮商无法像徽商、晋商一样尝遍权力的甜头,但也使得潮商避免了后二者随权力更替而起落的命运。
漂洋过海时,不计生死;赚了钱以后,不忘来处。五百年来,他们始终谨记:
海风,是咸的。
浪头,是急的。
参考文献:
黄挺、陈利江:《潮州商帮》,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
郭启东口述,宋钻友整理:《旧上海潮商琐谈》,《史林》,2004年增刊
朱英、朱庆:《民国时期潮汕商人的跨域互动及其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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