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与陈士榘相见时感叹，上山的人如今能安然无恙实在非常不容易呀！
1964年10月16日中午，大西北戈壁滩炸起巨大的蘑菇云，灰黄色尘柱直插高空。数十公里外的指挥帐篷里，工程兵司令陈士榘把目光从震动的仪器读数上移开，摘下厚重的防护镜，轻轻合掌。他清楚，自己并不是在欢呼一枚炸弹，而是在确认一条路——从井冈山狭窄山道一路延伸到当代国防科技前沿——真的修成了。
原子弹试验成功前，陈士榘在西北隐秘的荒漠坚守了十二年。零下三十度的风沙、夏季摄氏四十度的热浪、戈壁盐碱地里卷起的沙尘都曾让官兵的帐篷一夜之间被埋得只剩旗杆。有人打趣说：“咱工兵是给沙子打工。”陈士榘没笑，他只盯着进度表，心里盘算的是下一批钢材何时到站。工程兵“做窝”，科研人员“下蛋”，这句朴实的分工理念，成为那座基地的口号。
若把时间拨回到37年前，这位戴着老花镜的上将还是个18岁的小通讯兵。1927年夏，大革命失败，原本骄傲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分崩离析。九月，部队被编为秋收起义第一团，跟随卢德铭南下。人数锐减、粮弹告急，迷惘在行军中蔓延。就在江西某县一所小学的操场上，毛泽东赶来主持临时会议，提出“向山里走”。年少的陈士榘听得一愣：打仗为何不上大城市？可当夜突围受阻，亲眼看见敌军把严密封锁线架在大道上，他才体会到那句“山里有出路”的分量。
井冈山的第一次考验来得很快。1928年初，新城战斗爆发，国民党第79团一营加宁冈靖卫团试图合围红军。敌人占据城墙，仗着兵多弹足，扬言“三日内端掉山寨”。陈士榘所在的连队夜色中摸到北门，以工兵常用的爆破药包炸出缺口；与此同时，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从西侧套出一个口袋。拂晓时分，守军被分割成零星据点，全营覆没。不到一天，新城易手，缴枪近千。此役之后，井冈山周边散兵游勇纷纷归队，根据地兵力激增至数千人，统一指挥初具雏形。
新城一战不仅稳住了山头，也让陈士榘初见“工程”的威力：几包炸药能撬开坚城，一座桥梁能决定全师去留。他敏锐地记下这些。长征途中，他带队修路、盖简易浮桥；抗日战场上，他曾率工兵夜渡淮河。战火把他的目光从枪口挪到工具箱，更让他明白没有后勤和工事，冲锋就是徒劳。
1952年秋天，中央决定组建解放军工程兵。毛泽东拍板：“让陈士榘去。”当时43岁的他刚在华中干线铁路抢修中立下功劳，行囊还没放稳，就被派往西北选址建基地。广袤戈壁无水无路，他领着部队凿井打洞，修机场、筑公路，一年铺出数百公里的碎石，硬是把长驱直入的思路发挥到极致。后来，科研人员回忆道：“没有工程兵的场平整地，哪里谈得上试验塔？”
1973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这位老部下。那年，主席行走已需人搀扶，白发掺杂，目光却依旧犀利。他望着台阶下的上将，语气低沉：“还剩多少人？”陈士榘立正答道：“大约二十来位。”房间里短暂沉默，风掀起窗帘，外头玉兰飘香。毛泽东轻声道：“活下来的，都是闯关夺隘之人。”这并非客套。那支最初不足千人的上山队伍，在此后二十余年血战生死，绝大多数横陈沙场，有的连姓名也没能留在碑石上。
对这段记忆，陈士榘始终保持敬畏。他常对年轻军官说，工兵拿的是钢钎，但灵魂里装着井冈山的木柄大刀。1995年7月22日，已经96岁高龄的他在北京溘然而逝。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他保存最久的一页笔记纸，上面写着三个时间：1927年9月、1928年2月、1964年10月。笔迹抖动，却能辨认。有人猜测，那是他给自己的人生分段——从上山到首胜，再到原子弹腾空，战斗与建设的脉络在时间轴上连成一线。岁月更迭，山中号角渐远，可那条由血与火铺就的道路，仍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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